虹影于大饥荒时出生在重庆长江边水手的贫穷之家。“饥饿是我的胎教”因此成为她的名言。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中文系。早期诗歌创作深受德国诗人保罗·德兰的影响，有诗集《月食》、《快跑》、《白色海岸》问诸于世。9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——长篇《女子有行》、《K》和自传《饥饿的女儿》。现旅居伦敦。其实要了解虹影的过去，不如去读她的自传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海外回来的文人似乎对三联书店特别钟情，和虹影的约会也是在三联书店楼上的网吧。可惜空调坏了，于是几个人坐在靠外有风的地方。大红色的七分裤，黑色的上装让她像重庆街上的普通女子，而脚上那双黑底红绿绣花的高跟布凉鞋才是点睛之笔。她居然扎着马尾长发飘飘，女作家里少见。
我：听说你是一个老网虫了，最近还落户中华读书网，有了自己的个人主页？ 虹影：
是啊。我的主页叫“虹影世纪”——一个我体验和感受到的新世纪。网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以前和朋友通信来回要一个月，现在只需要两分钟，所以互联网害我多写了好多信。我很喜欢中华读书网，内容很丰富，他们人都很实在。我天天上网，不上网的人肯定要落后，以后不上网的人不是我朋友。
我：听说你的酒量比写诗的名气大，写诗的名气比写小说的名气大？ 虹影：
（此刻她的表情有一些复杂）没有啦，现在没有啦！我已经很久没喝酒了。要喝也可以！而且现在写小说比写诗多。诗歌像是我的血肉，而小说是骨架。
我：你的书为什么先出英文本后才出中文本呢？ 虹影：
其实《饥饿的女儿》1997年在台湾的尔雅出版社就出版过中文本了。那边的出版商一直和我联系得很紧，我现在写的这个长篇他们也盯着呢。我的书在台湾很受欢迎。台湾的圈子里虽然也有人情的因素，但是不论人在不在台湾，介绍和评论都很多，不像在内地，因为我人不在这里，评论和介绍就很少，关注度很低，所以最后才在内地出。我现在人回来了，一方面打官司一方面做宣传。算了，不谈官司，我都快成祥林嫂了。
我：喜欢写诗歌多一些，还是小说？ 虹影：
诗歌是滚动在我生命里面的，支撑着我的东西。要是没有诗歌，就现在这些事情，我肯定早趴下了。我是一个那么讲情讲爱讲情绪的人，诗歌是延续我生命的力量。我看见你采访张耳时，她说自己是一个寂寞的诗人，而我是一个绝望的诗人。我很少谈自己的诗歌，因为那是非常个人化非常艺术化的。我特别不愿意在诗歌里对女性的个人体验有重复的表达。十几岁开始写诗，写了二十多年了，但是诗坛的女诗人绯闻让人接受不了。但是诗歌绝对应该是文学精品中的精品，是最上层的。《饥饿的女儿》也是我成为一个诗人的成长史。
我：我觉得你小说的语言非常有自己的风格。 虹影：
我的小说语言都非常简洁，而且在那些“空白”的地方，可能就是我的第二部小说。
我：为什么用这种自传体？ 虹影：
按国际惯例小说是只有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的，国内有“半自传体”的说法，有一点商业炒作的味道。我觉得写自传体小说是对身份的一种认同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批判。写自传的时候，我重新经历了自己的成长历程。我觉得写自传应该打破老了之后才能写的传统。我写自传就是想说，虽然这些年生活有了很大变化，但是，我还是那个我！
我：在英国还关注国内作家们的创作吗？有什么高见？ 虹影：
因为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的中文藏书非常全，而且当代部分的书几乎是我们一手订购的，所以一直有非常好的条件看国内这些年的创作作品。我曾经说过，国内的女作家们大都有“精神贫血症”，总是不断地重复自己，和社会、历史的结合特别少，这和我们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。其实女作家们的性别并不重要，力图让自己的每一部作品不一样才是最重要的。“自恋”现在好像很时髦，多半是被媒体和批评家们给宠坏了。和很多男作家比，和国外的许多作家比，我们其实是很有距离的。我自己常常去逛新书店和旧书店，新书店里新人如云，稍不努力就会被超过，就落后了；旧书店里巨匠成群，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的大作也卖不出去，以几乎不要钱的价格在旧书店里等待买主。我们真的没什么好骄傲的。
我：最近一些女作家的小说给人以展览体验的感觉，你怎么看？ 虹影：
写作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。光把体验扔到纸上是不够的，小说的好坏是体验和作者的文化史、个人品格、素养、语言能力的交融。体验成为真正有文学艺术价值的文本是需要提炼和升华的。
我：出版这本《饥饿的女儿》有什么遗憾？ 虹影：
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12种文字出版，但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四川的方言，所以翻译作品很难找到那么适合的外语方言土话来，和母语写作肯定有距离。比如我写“扒着门槛看”这样很传神的一句和“井底之蛙”类似的重庆方言，就没办法翻译。
我：有人觉得这本书和张艺谋的某些电影一样，专门暴露落后的东西？ 虹影：
如果我要讨好外国人我就从家族史开始写了，但是我没有。也许评论容易类型化，把我的作品往那边靠，但是，只要是60年代出生的人就会特别懂这本书，因为他们都经过了饥饿。
